朱载坖将陈以勤的奏疏下部议，顿时引起了群臣的议论，修撰国史，是多少年以来臣子们梦寐以求的事情，朱载坖将陈以勤的奏疏下部议，很多官员们，尤其是翰林院官员们极为振奋，编修国史，那肯定是翰林院的活，他们踊跃上疏，极言国史编撰的重要性，要求朱载坖立即下诏，编修国史。
同时对于大明国史的修撰，他们也提了很多的建议，其实君臣在景泰帝的问题是基本达成了一致，但是在睿宗和建文帝的问题上分歧极大，翰林修撰沈懋学就直接上疏指出：“四祖不纪而独为献皇帝立纪，岂惟臣子之心不安，即皇上之心亦必不安，岂惟皇上，恐献皇帝在天之灵，亦且有踧踖不自安者矣。况纪号献皇帝而所书者，乃弘治、正德之年，纪名为帝而所载者，乃藩王之事，皇上以为于义于例当耶否耶？且自古由藩封入继大统者非一人，试考史书，未见有为其祖父作帝纪者。彼非不能纪，不欲以私害公耳。”
这货胆子是不小啊，不仅和沈懋学不仅从各种操作上否定了为睿宗单独修史的可能性，甚至将此事往大礼议上引，朱载坖断然不能让他这么放肆妄言下去，当即予以申斥、罚俸，并且警告群臣，此事不容讨论，世宗朝已经有定论的事情，朱载坖是绝不会推翻世宗的决定的，若是还敢以身试法者，朱载坖必置之重典。
朱载坖再次召见李春芳等重臣，重申自己底线就是建文事迹附太祖本纪，景泰帝可以立纪，兴献帝必须立纪，这是不容讨论的，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，朱载坖宁可不修这个国史。
陈以勤当即出来向朱载坖保证，睿宗可以立纪，与世宗成两朝国史，父子二人与之前的英宗到武宗相区别，至于建文年号是否恢复的问题，陈以勤认为可以再商量。
朱载坖当即说道：“成祖靖难，其中之危，可胜言哉？尔辈以太祖之亲，私建文之意，朕岂不知？若建文无失德之举，何以至此？湘王事尔辈何如辩？其以所谓不法事戮诸王，亦是太祖之意乎？诸卿可言也！”
朱载坖是绝不会答应恢复建文年号的，这孙子又不是什么好鸟，何况现在民间似乎很有一股同情建文君臣的风潮，锦衣亲军向朱载坖奏报了此事，甚至呈上了一些大员致仕之后和所谓的当时大儒写的书，对建文君报以同情。
比如原工部尚书、刑部尚书郑晓写的《吾学编》，其中的《皇明逊国记》记载建文帝在位四年的政事，以建文年号纪年，对建文君评价很高，他称：“建文君宽仁慈厚，少好文章礼乐，不喜任律法操切人。”
江西大儒邓元锡所着的《皇明书》卷2为《建文皇帝》，记载建文一朝史事。
朱载坖命陆绎将相关证据呈上来，朱载坖问道：“诸位怎么看此事啊？”
李春芳已经预感到不妙了，赶紧出来灭火道：“陛下，稗官野史，不足为信，若国史修成，此种谬论，自然而消也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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